从系列长篇小说看吉林的山乡巨变
——吉林省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系列长篇小说研讨会侧记
近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系列长篇小说研讨会在长春举行。省作协深入贯彻中国作协十代会精神，第一时间面向全省广泛征集“新时代山乡巨变”主题长篇小说。两年来，在几十部作品中遴选出《霍林河的女人》《东山坳》《韩屯有座山》《雾中村》《百合花事》《日将锦绣》《敖包滩》《小南屯》8部作品。其中《霍林河的女人》《东山坳》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张未民、张文东、王春雨、李振、吴景明、刘钊、杨春风等11位省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8部作品进行深入研讨。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丽出席，省作协创研院院长、《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主持。
“家族史、地方志、风情画”
王春雨：《雾中村》叙事时间跨越30年，不露声色地展现了其中的世事变迁和人物的成长，行云流水而又令人感慨。作品没有刻意地为了表现而表现，而是以营造氛围、把握情感、虚实有法的创作方式，达成与读者的共情共在，可以将其称为东北文化的隐喻和山乡巨变的镜像。
故事性是《雾中村》的底色，传奇性是《雾中村》的特色，民族性是《雾中村》的亮色。故事性得益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先天的性格之外，作者更加强调了客观环境和人生境遇对人的影响和重构，使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合理，也更有张力。传奇性体现在以一面神奇的古镜开启了整个故事的序幕，古镜中的五朵出水莲花分别象征了五位女儿的样貌和命运。民族性主要聚焦于东北已经“消失”的民族——契丹族以及辽金历史文化的探寻和挖掘，这在近年来的文艺作品中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小说中古镜后面神秘的契丹文字，主人公水莲和静客为寻找古契丹族历史文化遗迹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契丹族以及“头鱼宴”和“春捺钵”元素的介入，在展示契丹文化符号的同时，也是小说的情节与现实的考古发现共同打造的一场精神寻根之旅。温暖、传奇、融合、英雄、现代，应该成为文学东北的打开方式和探索方向。
张文东：《敖包滩》是一部个人色彩很浓的作品，其以个人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以饱含深情的语言，讲述了发生在敖包滩上一个大家族里几代人生存与奋斗的故事，几乎完整地呈现出了敖包滩这块特殊土地上的这一群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家国情怀以及家长里短，反映出一个大的历史变迁，以及这个大历史中的时代、人生、人性与人情。
家族史、地方志、风情画，是解读作品的三个关键词。所谓家族史，就是作品用力描写了柳姓家族闯关东过来之后，几代人的兴衰际遇，细致生动地书写了这个家族里几乎所有的人的生活，既写出了他们的艰苦挣扎、苦难艰辛，也写出了他们的不屈不挠、顽强拼搏，既写出了他们向自然要生存的奋斗史，也写出了他们向命运要幸福的拼搏史；地方志，是因为作者的眼和笔，始终没有离开这片土地，始终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这就是一种地理的刻度，而关于这个地方的真实记录，就成为一种地方志；风情画，是因为作者始终坚持原生态写作，这不仅是说其描写的生活是原生态的，同时还包括她描写生活的方式和语言也是原生态的，这种原生态很好地呈现出了这块滩涂、这片草原的真实而自然的风土人情。
“小村屯、小人物、大时代”
景凤鸣：《小南屯》出自真正栉风沐雨、种地打粮的最前线的农民之手。作品描摹了纯度很高的、充满田野负氧离子的生活。以梅河乡村街道、县城取材、取景，以完全的乡村视角、乡村态度、乡村评价，呈现了原汁原味且有滋有味的乡村生活。作品展示了浓厚的充满“良善”的乡村品质。这个“良善”带有地域特色，展现了东北乡村的民风民俗。诚实向上、阳光豁达、智慧宽厚，这其中有先进与落后、奉献与自私、诚实与复杂、狡诈与简单，种种对应的化解，均取自于充沛的正能量。作品描绘了新时代新农村人物群像。通过撷取一幅幅画面，勾勒了诸多县城、小镇、村屯背景下农村青年的鲜活形象，丰富了我省农村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人物长廊。
主人公车江的人物成长，映射着现实生活中作者的人生经历。它所呈现的生活，在取材作者“新农人”生活的同时，也成为长白山、黑土地、松花江地理框架下，新时代乡村生活的折射与反映，展示了一部与主人公生长生活相伴的、长度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东北乡村发展史。
王怀宇：《东山坳》将个人与时代以及乡村的发展，家乡山水地域风情的相互关联和映照，构筑了东北乡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图景。首先，叙事角度新颖独特。以扶贫干部左天伦的视角进入情节，这个干部并不是一些小说中常见的类型式人物，而是一个土生土长、有血有肉有灵魂、也有着许多内心纠结的，从乡村走出去当上了乡镇干部的小人物。作品还通过对韩金宝、韩招弟、许端午、小伍子等一群小人物独特命运的书写，表现了韩屯由贫穷走向富裕的艰难历程，从不同侧面展现出乡村从历史的泥淖中走出来并发生巨大变化的曲折不易。其次，作品具有鲜明东北地域文化特色。小说借助老铁匠之口讲述乡村历史文化，让现实中的俗人俗事因悠久的历史、民谣和民俗而变得底蕴厚重。作者匠心独运，以“惊马”为伏笔，勾连起无尽的陈年往事和爱恨情仇，以超然的文学寓意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最后，作品语言成熟、老道、扎实、机智、幽默。无论是叙事、描写，还是人物对话，都生动鲜活，具有浓厚的东北风情，特有的语感、气息和叙述方式，朴实而生动，土野且粗犷。
李振：《百合花事》通过艺术的叙事手法，将那些深沉的、纠结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在叙事的空当和语言的沉默中得以酝酿、膨大。作品没有讲述主人公万生激烈的心理斗争，但这种关乎家庭幸福、关乎人生价值的艰难选择却在小说对于人物此前心境的铺设中逐渐显现。它在小说中的力量不可谓不大，因为它在构成情节发展必要的矛盾冲突之外，还彰显着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质朴又纯真的人性味。与此同时，乡亲们的迟疑和抵触也并非来自对万生个人的不信任，恰恰相反，没有现实的收益和成效无法打动村民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主体性的流露。这个时候，百合种植以及后来的深加工如何能够让人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便成了万生创业路上的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而这不仅是小说情节设置、矛盾冲突的需求，亦是文学创作对时代变化中生活现实和人们切实需求的必要回应。
作品讲述的只是一项事业的开端，一种生活的可能。作者没让这部紧贴着东北乡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最终走入大圆满的俗套，或许它的致密、具体以及饱满的人间烟火气需要在最后获得某种轻灵的施放。但小说给予他们或者说给予读者的美好希望已然显露眼前，“好像最好的归途一直在前方”。
坚韧果敢的女性群像
张未民：《韩屯有座山》的故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讲述到新世纪的当下，40多年的韩屯人家的生活史浓缩了大时代的景象，构成了一段相对完整的民生体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主人公韩江月是个人奋斗者形象，拥有勤劳勇敢聪明坚定的品质。但她又是当今时代环境助力的产物，那些业已存在的社会与组织因素的积极支撑，如村主任彭有志、副镇长邹天明等人的支持，又如韩江月成功后主动招村民进厂共同致富，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和传统在当代已沉入生活内里，十分自然。这部小说也是对个人奋斗史与社会主义价值因素结合起来的叙事方式的一个经验呈现、一个有益尝试，一定意义上呼应了当代小说的新意向。二是小说在“致富”大功告竣之外显然还应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比如文化，比如文明，比如人物形象构成的全部复杂性和人性心理和言外之意，等等。正是小说中有关民间人生形态的细节显露及其意蕴，那些可予感喟的况味和哲语，会使世俗现实的硬性故事框架及其主题变得柔软了一些，裂隙存在也许并非毫无价值，问题在于它需要适度的弥和、平衡与令人耳目一新。
杜波：《霍林河的女人》以微地域和小人物，映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时代命运的转型变迁。作者以充满美善的笔触书写小人物的奋斗历程，记录其精神的蜕变；以元气淋漓鲜活的细节再现吉林西部乡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当下的历史变迁。以胡来早为代表的四个女孩由涉世不深到成熟坚定，个体彻悟与社会重组互为见证，她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榆村。作者绕开了以第一书记或者脱贫攻坚的角度直面书写乡村巨变，而是让时间一点一点往前走，用乡村里一点一滴的变化，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作者没有把内容置放于男女关系、情爱关系的框架里，而是置于整个时代大背景与女性命运交融之中产生的化学反应。通过她们挫折起伏、生活的向好转变，呈现乡村振兴后的“新山乡巨变”。这部作品既有历史感和冲击力，又具有时代性，以文学力量对接乡村振兴，以文学力量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昂扬斗志。
龚保华：有诗情，有画意，有风骨，有情怀，是我对《日将锦绣》的观感。主人公刘堇，先天手指不全，善良柔弱却又坚韧自强。尝尽人间苦，绣得百花香。她的人生之路上，有山风阵阵，也有山花飘飘。作品行文走笔淡淡妆、天然样。刘堇的外婆朴实善良、睿智坚忍，是她成长和情感强大的依托，也为她种下了七色堇之梦。王栓柱是个老实巴交的守林人，有着卑微的外表、超脱的品格、宽容的胸怀。他以“山神”的形象存在着，万宝山因为他而有了灵性和情感。麻雀、石头、泥鳅等丰富多彩、性格饱满的群像，构成了刘堇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情感寄托，也成就了她以大山为底色、为基石的坚韧、包容、宽广的胸怀和性格。
刘堇最终选择放下过往的伤痛，人生真正的成功，不仅是事业的成功，还有人格的完全独立。作品以山化形情怀宽广，选用了开放式结局，石头在万宝山的最后坚守，比给出一个实在的结局更令人动容。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吉林书写
刘钊：系列长篇作品彰显了“新乡土文学”的吉林风采。吉林“新乡土文学”应该是吉林本土作家在新时代吉林大地上乡镇生活的写实。这几部作品与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小说情节发展线索不是以党的政策落实过程和干部“下乡”工作为主线，而是将主人公放在主角的主体地位上，凸显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逻辑和精神成长历程，渗透出新时代党对乡村贫困户的关怀和脱贫攻坚的决心。如《韩屯有座山》中的韩江月享受了免学费待遇、父亲盼来了贫困户的补贴、韩江月在追求致富的过程中郝主任、邹天明以及镇长等人的政策引导、倾囊相助和技术支持，才取得了养猪的初步成功。这些情节符合当下农村的社会现实，也是吉林“新乡土文学”的成绩所在。
未来，吉林“新乡土文学”有可继续开拓的艺术空间，写“乡土”又不局限于“乡土”，在现实中寻找素材，在历史文化中捭阖纵横。事实上，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时代，乡村人们的发展路径不仅有一条，经济扶贫主题的背后应该是文化扶贫。是否能打开更广阔的视野，在今后的吉林“新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增添更多的文化知识引领和高层次知识者的乡村创业是新时代的期待。此外，吉林“新乡土文学”不仅应有时代主题的展示，也展现吉林文学应有的审美艺术风格，包括“细节”的真实，也包括乡间俗语俚语之外的诗意。
杨春风：系列作品中，地域风味最鲜明的当属《敖包滩》；历史文化气息最重的当属《雾中村》《霍林河的女人》；时代气息最盛的当属《小南屯》《百合花事》；哲理意味最浓的当属《日将锦绣》；从人物塑造和人文精神的闪光来说，首推《敖包滩》《韩屯有座山》。在抓取时代气息方面，《小南屯》展现了梅河口地区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山乡巨变背景下的令人瞩目的辉煌建设成就。《霍林河的女人》中“村村通工程”“减免农业税”“粮食补贴”等国家政策在小说情节中都有所体现；《百合花事》中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带领村民种植百合致富的故事中既有特色农产品致富的宝贵经验总结，也有振兴传统作坊文化并使其产业化，发展特色旅游经济的致富之路的探索；《雾中村》结尾处要把雾中村打造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契丹风情村的伟大构想、《日将锦绣》中女主人公发展民间工艺致富的成功经验、《韩屯有座山》中女主人公从传统的养猪作坊发展成现代化新生肉联厂养猪基地的艰难历程也颇有时代气息。
从创作风格上说，这几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写出了东北乡土文化中的特有的“土味儿”和苦涩的气息。作品并不仅仅讴歌先进人物，也描写了东北乡村普通村民并不美丽的“土味儿”人生，格外真实自然。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乘着时代之东风，依靠党中央振兴乡村的好政策，也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抗争，一步步打开眼界、增长能力与智慧，才终于打破这苦涩的命运枷锁，走向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他们身上坚忍顽强的人文精神闪光，又添加了几缕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阳光与亮色。
吴景明：系列作品都以东北地区吉林省为地理空间，书写这片广袤无垠黑土地上的乡村振兴事业，既包括宏观乡村产业模式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转型，也包括微观乡村振兴与个人命运的纠葛，从大到小，由速写到工笔，运用多种技法描绘出了一幅东北地区独有的乡村振兴图景。
从宏观上看，“新山乡巨变”的“变”必然离不开乡村振兴中产业模式的变化。《韩屯有座山》中的产业模式宏观上体现了乡村振兴中如何借助地域性特色，完成产业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描绘了整体层面上的乡村振兴图景。从微观上看，乡村振兴也是人的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必然包含着人的现代化，“新山乡巨变”中也描绘了一批乡村振兴中优秀的乡村改革者的成长，特别是塑造出了韩秋月、刘堇、胡来早等一系列优秀的女性人物形象，伴随着乡村振兴的过程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系列作品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对普通乡民眼中乡村振兴的描绘，普通民众在乡村振兴中思想意识的转变，正是“新山乡巨变”深入人心的重要体现。
吉林“新时代山乡巨变”系列长篇以“缩影”的方式展现东北地区独特的“新山乡巨变”历程，并与整个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局部与整体的同频共振关系。吉林“新时代山乡巨变”系列长篇对“新山乡巨变”中人物命运与性格的描写，契合了当下的时代精神，不仅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更是我国“新山乡巨变”文学模式的具体体现。从更开阔的视角来看，“新山乡巨变”实际上就是在讲述中国乡村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故事”，它成为一种从地域性文化特色中升华凝练而成的一种普世性“中国经验”的文学书写。
研讨会气氛热烈，探讨深入。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吉林省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系列长篇小说描绘了吉林多彩的乡土画卷，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多维度展现了基层普通奋斗者们的美好品质、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吉林经验的文学表达，是吉林文学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深情书写与热切回应。
研讨会上，省作协党组书记张丽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系列长篇小说从超前谋划、广泛征集，到跟踪调度、集结出版的总体情况。吉林省作协将继续引领广大作家下沉基层、融入山乡，表现新生活，塑造新人物，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火热篇章，以优秀的作品反映人民关切、触摸时代脉搏，争取推出更多具有时代高度、思想深度、现实厚度的精品力作。
